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文件，要求全面放开放宽城市落户条件，引发海内外舆论密切关注。从国际经验来看，城市化和经济高速增长具有高度相关性，加快城市化发展将有助于激发中国经济增长潜力。

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可持续城市发展中心主任埃利奥特·斯克拉尔对新华社记者说，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，更高的城市化水平可以令很多经济活动更有效地进行。

斯克拉尔说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世界历史就是不断城市化的历史。从历史上看，无论是英国、美国等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，还是日本、韩国等新近崛起的亚洲经济体，在经济高速增长时，无一例外都伴随着城市化率快速提升。

例如，目前美国超过8成人口居住在仅占全国总面积约3%的城市中，而一个世纪前美国城市人口比例仅约45%。同样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也实现了快速城市化。1960年，日本城市化率已达63.3%，1975年升至75.9%。

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城市化研究报告发现，几乎所有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，城市化率均超过50%；所有达到高收入水平的国家，城市化率均超过70%。

因此，分析人士普遍看好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前景，因为中国仍有巨大城市化潜力。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，截至2018年末，中国大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.58%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.37%。

如果中国城市化率进一步提升至70%，意味着将有数以亿计的人口要进入城市。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、消费市场的快速扩容、经济增长潜力的巨大释放。

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撰写人之一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·斯宾塞表示，“结构性变化”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推动力，而城市化就是和工业化、科技进步类似的“结构性变化”。

他进一步解释说，城市化之所以被视为是经济增长的“结构性变化”，原因主要有两方面。其一，城市和农村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落差，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等产业从业人员的3到5倍。因此，当人们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村来到高劳动生产率的城市，必然促进经济增长。

其二，城市劳动生产率提升更快。在大城市，效率来自于人群的汇聚：人群越聚集，“知识溢出”效应就越明显、创意更容易诞生；同时，人群密度越大，基础设施单位成本就越低，经济规模效应就越大。

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·格莱泽在《城市的胜利》一书中写道：从纽约曼哈顿第41街到第59街的一英里距离内，雇员人数达60万，超过新罕布什尔州或缅因州。

格莱泽写道：“之所以能承受城市带来的更高人力和土地成本，唯一理由是城市能带来足以抵消这些成本的生产效率优势。”

不过，值得担心的是，城市化并不总是受到欢迎。斯宾塞援引联合国一项调查结果说，全球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抵制城市化而非欢迎城市化。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化会带来一系列“副作用”：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、街头犯罪、贫富分化、疾病扩散……

城市化就如同“催化剂”，在带来高速经济增长同时，也激化了社会和政治矛盾。这使得人们对城市化存在矛盾情绪：欢迎城市化带来的经济福利，反感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难题。

并且，这种矛盾情绪往往容易转化为“权宜”的政策选择：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抑制城市化，控制城市化带来的问题；在经济下行期则鼓励城市化，期待用城市化来刺激经济发展。不过，城市化是经济规律，而非政策权宜。即便是那些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0%的发达经济体，人口也依然缓慢地在向大城市流动。

斯克拉尔对记者表示，到2050年全球70%以上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城市之中，因此如何利用通讯和信息技术革命驱动的新经济发展、为这一庞大人群创造良好生活，是实现公平且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的一大挑战。